台灣兩則

（之一）

‧許知遠 2011/11/29
 當台灣人獵奇式地打量大陸遊客時，是否忘記了，三十年前，他們也曾吵吵鬧鬧地奔向巴黎、倫敦，而更往前二十年，普遍被認定高度教養的日本人，不也享有「日本遊客」的可憐信譽嗎？


「你從來哪裡來，國語這?標準？」 唱片店老闆是個中年男子，眼睛特別大，態度溫和，問話的語氣裡半好奇、半客套。


我在找江惠的唱片，特別想聽她唱的《望春風》，這情感粘稠的台語歌，為我理解台灣提供了另一個角度。


夏日午後的基隆港破敗、沉悶，我漫無目的地閒盪。我走過海濱情人大道，它的名字令街道更顯得暗淡、油膩，商鋪大多關了門，而招牌像是經年未經洗刷。在一個半山的國小的操場上，蔣介石黑漆漆的半身像孤獨、落寞地矗立著。在海港那一邊，是白色、高大的女神像，像是觀音、又像是媽祖。


海港的另一側更繁華些。我尋找那些老建築，在一座「鬼屋」前徘徊，還和一個魚店老闆聊天。他說自己的爺爺就是死在門前的水溝裡，那是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二十七日。他說自己在大陸做了十年生意，錢越來越不好賺，又回來賣魚，大陸人學得真快，他們這些「台幹」競爭不過了。他還說，中國的強大真是不可阻擋，搞不好，連美國也比上。




面對這?一個中國，台灣人該怎?辦？六十六年前，國民黨軍隊正是在這裡登陸。日本戰敗了，分割了五十年的台灣又回歸了中國。台灣人興高彩烈湧到基隆港，他們卻發現，來接收他們的中國軍隊是如此不堪。他們太邋遢了，與其說像軍隊，不如說更像苦力，他們推擠著下船，甚至連槍都沒配，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、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，他們遲疑著不敢面對。緊接著，他們被基隆的現代化設施震驚，呆呆地看著百貨大樓的上上下下的電梯。這些士兵們不過是農村子弟，抓壯丁當了兵，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。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，反而體驗到更多經濟成長、社會發展的好處。對於當時的台灣人來說，這真是震驚與失落的一刻。


如今，大陸人又來了。我到基隆時，台灣也剛剛對大陸開放自由行，大陸遊客的新聞充斥在台灣的媒體的每一個角落。他們去夜市、做體檢、買房產，花兩千四百萬買鑽石，十人分吃一碗牛肉麵，似乎多?微不足道的細節都足以令台灣人感興趣。


你可以感受到其中的興奮與焦慮。大陸不再貧窮，富有得令人生羡，意味著無窮的機會。從鳳梨酥到民宿，從高鐵到房地產，似乎都在期盼著自由行的大陸遊客。但同時，台灣人的目光裡又流露著深深的不屑，大陸人富有卻仍野蠻，帶著暴發戶的粗鄙，他們獵奇式地觀看陸遊客的一舉一動，似乎惟有如此，才能減緩他們對於一個更強大中國的焦慮。


讓我們回到唱片店吧。


「你猜呢？」我反問老闆。


「從新加坡來吧？」，他半肯定的說。


這是個出人意料的答案。我原以為，他可以輕易地猜出我來自北京。只是誤會，還是它蘊涵著別的東西。這是一種變相的恭維嗎？他在強調，我更有禮貌，舉止更得體，不像吵鬧的、集體行動的大陸遊客嗎？這真是荒誕的一刻，曾經是中華帝國邊緣的香港、台灣、新加坡，倒結成了某種同盟。它們或許越來越依賴與焦慮於中國的崛起，卻通過認定自己更 「文明」，來獲得某種優越感與認同感。而此刻的中國人，也的確給予他們這種優越感，中國富強了，但它內在的困境——文化、教育上徹底破產——都表現在出外的遊客身上。

但「文明」與「野蠻」的分界從來並不分明，它也常常迅速轉變。當台灣人獵奇式地打量大陸遊客時，是否忘記了，三十年前，他們也曾吵吵鬧鬧地奔向巴黎、倫敦，而更往前二十年，普遍被認定高度教養的日本人，不也享有「日本遊客」的可憐信譽嗎？獵奇式地觀察別人，經常會陷入褊狹的世界觀，放棄了理解他人的能力，從而也丟失了理解自己的能力。


離開唱片行，我們鑽進了夏朵咖啡館，它突兀地出現在連片的衣服攤位中間。咖啡館牆壁上的油畫是打著領結的男人與晚禮服的女人，它要重現十九世紀的歐洲生活。在咖啡店裡，你聞得到那股味道，必定在某個時刻（或許是二十年前），全城的時髦、試圖標榜個性的年輕人都在這里消磨時光，他們要躲避日常的無聊，想要生活在別處，生活在世界的中心，而巴黎、羅馬是他們渴望的「文明中心」，他們這些台灣青年人，生活在「文明的邊緣」。


也在這咖啡店裡，我向同行的台灣青年讀起北島、食指的詩歌，它們都寫於六、七十年代，中國最為黑暗、壓抑、野蠻的時刻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他們被這些年長得多、經歷也截然不同的大陸詩人深深打動了。北島、食指對於自由、希望、獨立、愛情的渴望，不也正是他們的渴望嗎？


◎台灣兩則（之二）



（作者電郵：edmund.z.xu@gmail.com，更多文章參見 《2011：中國紀事》 ）




【2011-11-29 聯合新聞網】


台灣兩則（之二）

‧許知遠 2011/11/29
 威權政治結束後，所有被壓抑的情感都爆發出來。「中國認同」也被視作國民黨統治的象徵，理應被拋棄。新的「台灣認同」正迅速的形成，對於新一代人來說，「原鄉」再不是中國大陸，而是自己的土地、自己的傳統




前往屏東的路上，我斷斷續續地讀《原鄉人》，作家鐘理和的傳記。一本薄薄的小書，封面是一張憂鬱面孔的素描，出版於民國六十九年，印刷與裝幀都帶著那個時代的樸素與抒情。


書是從臺北小巷的一家舊書店買來的。書店裡滿是泛黃的紙頁與霉味，老闆娘卻性感嫵媚，嘴角掛著撩人的笑容，像是從費里尼童年記憶中的義大利小鎮裡走到泰順街。


鐘理和出生在日本占領期的台灣，一心要成為一名中國作家。他是個富裕家族的少爺，愛上的卻是風俗禁止結婚的同姓戀人。他帶著她逃離台灣，來到北風與白雪的東北，移居到故都北平。他做司機、開煤炭店，學習做一個父親，最重要的是，他要掌握那些漢字，把它們排列在一起，表達出一個「白薯人」的感受，他苦悶、感到被遺棄，卻總是不知如何表達。曾經，中國是他的「原鄉」，代表著自由與歸屬，在這裡，沒人用異樣的眼光打量他的婚姻，他不用再受日本人的屈辱。但一切並非如此。


「白薯站在地球的一邊！見證歷史像游牧民族，在遼闊的大草原上彷徨著。祖國——但一陣西伯利亞風吹來，什?都不見了，都沒有了。」他在《白薯的悲哀》中寫道。那是抗戰勝利之時，狂喜迷漫在整個中國。他卻發現，住在北平的台灣人是這喜悅的局外人。五十年前，形狀像白薯的台灣被割讓給日本。日本人的侵略，激勵著很多台灣人，正是這種反抗讓祖國變得如此美好，它像是另一個烏托邦。如今，祖國的懷抱，卻讓他感到幻滅。在北平人眼中，台灣就如朝鮮，有著鮮明的日本色彩，或許它們不激起直接的仇恨，卻也是輕蔑、排斥的對象。「然而我們能夠說什?呢？祖國——它是那?偉大的。它不但包括一切善，並且它也包括一切惡。」他這樣感慨。


他又回到了故鄉。在山腳下，他飽受貧困、病痛與失敗的折磨，繼續寫作，死在了書桌前。在某種意義上，他仍是個局外人。在山間與鄉村，沒人分享他的文學理想、傾聽他的苦悶，而在戰後的台灣，隨著大批大陸流亡文化人的涌來，他這樣的台籍作家仍是局外人，他們的中文怎能與這些真正的「原鄉人」相比。他能仰仗的唯有堅持，血液與淚水成為了墨水，生命本身則成了燃料。

我沒讀到他的代表作《笠山農場》，倘若不是這本偶然的小書，恐怕都不知道他的存在。我熟悉的台灣文學是五四傳統的延續，是蟄居在島嶼上的大陸人對於故土的鄉愁。而至於鐘理和，還有比他更富才華的賴和、吳濁流等人，卻像是掉進了時代縫隙的一代人。他們的奮鬥是那?的孤立無援，被吞噬進更宏大（或許也更空洞）的歷史敘述中。這種掙扎不僅是政治上的——他們夾在日本人與國民黨之間，更是思想、審美與日常生活的，他們該怎樣艱難地在日語、漢語、台語間轉化。他們曾那?渴望說出一句標準的「北京話」，但「北京話」旋及又變成了外來壓迫的新象徵。


屏東的一個小村裡，我聽了一場原住民的演唱會。這是十多年來台灣的新潮流，每個群體都在宣稱自己的獨特性。威權政治結束後，所有被壓抑的情感都爆發出來。「中國認同」也被視作國民黨統治的象徵，理應被拋棄。新的「台灣認同」正迅速的形成，對於新一代人來說，「原鄉」再不是中國大陸，而是自己的土地、自己的傳統，是這排灣族、泰雅族，是幾百年來「過唐山」的閩南人、客家人共同造就的土地與傳統。


鐘理和的身後命運則有了戲劇性的轉變。距離他逝世超過五十年，他變成了台灣獨立精神的某種象徵。後來者略去了他對於中國的鄉愁，而把他豎立為本鄉本土的熱愛者。


我去了他的家鄉美濃，除去嘗嘗久負盛名的板條，我更想看看以他命名的文學博物館。但這一天，博物館閉館，在一家餐廳裡，我聽到鐘鐵民剛剛去世的消息。七十歲的鐵民，正是出生在冰天雪地的東北，是鐘理和投奔「原鄉」後的第一個重要收獲。逝世前，鐘鐵民像他的父親一樣，在中學教書，業餘寫作，也飽受疾病困擾。但他們的方向又不同，父親曾吃力地教授台灣學生北京話，兒子致力於恢復客家文化。




（作者電郵：edmund.z.xu@gmail.com，更多文章參見 《2011：中國紀事》 ）